3月1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年首个特展“异彩纷呈：古代东西文明交流中的玻璃艺术”开幕。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日本前文化厅长官、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副理事长青柳正规，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赵古山，日本国驻华大使馆特命全权公使志水史雄先后致辞。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致辞并宣布展览开幕。开幕式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李哲主持。
2022年值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以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所藏325件套世界古代玻璃为基础，又得到中国多家文博机构的藏品支持，举办“异彩纷呈：古代东西文明交流中的玻璃艺术”特展，共展出约360件（套）古代玻璃艺术品。其中，“异”则包含了古代玻璃的“异域”“奇异”“珍异”“神异”等多种属性和内涵。
本展以时间为轴共分“孕育与初生”“传播与融合”“绽放与辉煌”“西方与东方”四个单元，通过玻璃物质材料，以期展现人类的古代世界文明史、科技发展史、艺术史和贸易交流史的相关内容，从中窥见东西文明交流互鉴的现实意义、以及中华文明的博大包容性与伟大创造性。
公元前28世纪至前4世纪中期的“孕育与初生”
在玻璃出现之前，两种硅酸盐人造制品——施釉滑石和费昂斯，可称为类玻璃制品。真正意义上的人造玻璃，约公元前三千纪诞生于埃及或两河流域，但迟至约公元前16世纪之后，各种玻璃制品才开始较多出现于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和两河流域北部的米坦尼帝国，以及之后的爱琴海迈锡尼王国和伊朗西南部的中埃兰王国。
公元前一千纪，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复兴了玻璃工艺。各种式样的“波浪纹”双耳或单柄玻璃瓶、玻璃人面或鸟兽坠饰及眼纹饰玻璃珠（中文俗称蜻蜓眼玻璃珠），是腓尼基或迦太基人的标志性产品。新亚述时期（公元前935-前612年），偶见玻璃器皿和小件装饰品。横跨欧亚北非的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公元前550-前330年），晶莹剔透的模制单色玻璃器皿和各种锥形玻璃印章等是其亮点。
公元前11世纪左右，西周工匠已经掌握了费昂斯制作技术，在珠玉组佩中广泛使用，并融入中国的礼制，形成“白色的玉璜等玉器+红色的玛瑙珠或管+蓝绿色费昂斯或绿松石珠”组合。
眼纹饰玻璃珠于公元前一千纪上半叶即出现于中国新疆地区，又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开始出现在中原地区（如山西、河北、河南、湖北等地）的高等级墓葬中。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中期，中国本土玻璃井喷式发展，特别是以铅钡玻璃配方制作眼纹玻璃珠饰层出不穷，还镶嵌于铜镜、带钩、车饰、青铜器等器物上，形成一道独特、靓丽的中国风。同时，眼纹、蛇纹釉陶珠和釉陶器是中国战国时期一种特别的器物类型。
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公元初的“传播与融合”
托勒密王朝时期（公元前305-前30年）的埃及玻璃更多地延续其传统，于该王朝末期出现的“截棒马赛克”玻璃工艺，是这个时期西方玻璃的最大闪光点。
“截棒马赛克”工艺可以批量制作纹饰内容和形状大小几乎一样的标准图形玻璃块，用作镶嵌件镶嵌在不同底色的玻璃器物上，或制成马赛克玻璃容器。这种玻璃工艺技术迅速被罗马帝国继承和发扬。
中国古代玻璃于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实现了本地化生产，形成不同于西方的铅钡玻璃体系。中国工匠创造性地将东方审美融入玻璃，铅钡玻璃大量用于模仿玉器制品（如玉璧、玉剑具、玉含蝉、玉猪握等），还被用于铸造中国最早期的玻璃容器。
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玻璃杯、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玻璃耳杯和玻璃盘，均是西汉时期（公元前202-公元8年）中国风玻璃器的代表，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出土成组20件铅钡玻璃编磬，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成组玻璃器。同时，中国南方的广西、广东和湖南等地，迎来一波与西方钠钙玻璃和中国北方铅钡玻璃不同的钾玻璃浪潮。其中又以广西合浦为最大宗，“拉制法”工艺制作的蓝色、绿色钾玻璃珠饰、单色钾玻璃弦纹玻璃碗等，较多出土于合浦汉墓中，昭示当时中国南方沿海地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和南亚往来贸易之繁荣。
公元初至公元7世纪中期的“绽放与辉煌”
公元初开始出现的玻璃吹制工艺，是罗马人在玻璃器皿制造史上的最伟大贡献，并快速扩展到周边地区，使人们可以更有效率地制作更薄、更实用的各式玻璃器皿。
吹制玻璃尚分“有模吹制”和“无模自由吹制”两种。“拼色”和“绞色”玻璃器皿可以视为“马赛克”技术的延伸，通过不同单色料棒的拼合，可以形成带状多色玻璃图案，呈现出类似大理石或条带玛瑙的效果，再经由吹制工艺制成玻璃器。夹金银玻璃器物、分层玻璃、凸雕或凹雕工艺亦是罗马玻璃的特色品种。萨珊波斯的玻璃工艺承自罗马，然又别具一格，尤其是磨面玻璃器是其特有审美的体现，且东传至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
汉晋至南北朝时期（25-589年），东至扬州，西至新疆，南至两广，北到辽宁，都有外来吹制玻璃器皿的身影。据史料记载，西方玻璃工艺于北魏初由中亚传入中国大同，一度于南北朝末期（6世纪后半）失传，至隋代（581-618年）又为何稠所复创，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的钠钙和铅玻璃器皿可为当时本土玻璃器皿成功恢复制作的例证。
东汉南方沿海繁荣的海上丝路贸易，从玻璃器物遗存可见一斑，钾玻璃系统依然是主角，偶见钠钙玻璃器物。根据东晋炼丹家葛洪记述，当时广州和交趾地区已经具备自制玻璃器皿的能力。越南、柬埔寨、印尼、泰国、缅甸等地出土的公元前后至7 世纪的玻璃制品亦印证海上丝路繁荣的玻璃制业与交流贸易。
公元7世纪中期至公元14世纪各放异彩的东西方玻璃艺术
公元7世纪中期之后，西亚至埃及地区的玻璃器皿趋于实用性和世俗化，与同期日用陶瓷器和金属器造型相仿，如鋬把杯造型显然是来自草原的风格，或与突厥因素西进有关。13-14世纪，叙利亚—埃及出现的施珐琅彩玻璃器可为一亮点。玻璃刻花、描金、多色、凸纹等装饰可见于这个时期的西方玻璃器皿，小件装饰物如玻璃手镯、珠饰等还可见到马赛克、夹金等罗马帝国时期的工艺技术。这时期玻璃装饰物出现的“折叠”工艺是一项技术创新，丰富了玻璃艺术的呈现方法。
鼎盛繁荣的唐代（618-907年），丝路畅通，大量西方玻璃器皿输入中国。其时，佛教在中国盛行，形成了将西方玻璃作为礼佛用具盛放舍利圣物入藏佛塔地宫的特殊传统，凸显其神异性，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之玻璃器皿，经科技检测均为西来的钠钙玻璃系统。
唐代的本土玻璃延续隋代的铅玻璃系统，出现中空的圆球形“果器”等特有造型。唐代出现的玻璃簪钗传统一直延续至明清。辽代（907-1125年）统治阶层似乎对西来玻璃器情有独钟，内蒙古通辽市陈国公主墓、吐尔基辽墓出土玻璃器皿均是同时代精品。
宋代（960-1279年）海路大开，史料中有大量外来玻璃传入的记录，北宋又是中国吹制玻璃器的一个高峰，尤以佛塔地宫所出“葫芦瓶”最为普遍和特异，又有葡萄串、花口碗和鸟形玻璃器等。元代（1271-1368年）玻璃为钾钙玻璃系统，代表有甘肃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莲瓣纹蓝色玻璃托盏，余多为玻璃簪和珠饰等。从俄罗斯乌韦克古城、韩国新安沉船和石家庄史氏墓地出土相同的花帽玻璃簪来看，中国玻璃器物成为元代丝路交流的见证。山东博山元末明初玻璃作坊遗址和明末清初孙廷铨《颜山杂记》中有关玻璃生产的记述表明，钾钙玻璃系统和工艺技术延续至明清两代。
本次展览将展至2022年5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