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康有为和梁启超那一代人曾讨论过从“西学”到“新学”的各种思想观念，旨在把握风云变化的世界与文化现象。在当时各类艺术写作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内在性的追问：异域文化或往昔文化中的艺术，如何能够成为当下心智生活的一个部分？这个追问，也是近代以来艺术史写作的核心问题之一。
今天，尤其在当代新文科建设的大语境中，这个追问更是显得迫切。我们如何理解往昔世界？我们如何理解异域世界？这是一个难题。随着艺术史写作领域与范围的不断扩展，我们会更容易陷入到一种新的危机之中，即容易将历史简单视为事实材料的罗列，也容易将跨学科、跨文化以及跨语境的方式简单代以过于简化的普遍主义思维模式。
在我看来，新文科视野下的艺术学建设，首先要克服的，正是这种简单化与表面化处理问题所带来的危机。譬如，艺术史的研究与写作，往往被认为只是罗列与介绍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一项工作而已。言下之意，仿佛只要能够事无巨细，叙述过去发生的各种艺术故事，慢慢道来，历史就能自然现身。在今天各种文献、数据库层出不穷，材料日益丰富的情况下，仿佛只要将古往今来的材料剪刀加浆糊地放置在一起，就可以拼贴出世界性的画面来。这种观点，近乎粗暴。其二，也要警惕那种四处弥漫的虚假普遍主义与全球化写作幻觉。这样的幻觉，在一个国际网络化的时代里容易变本加厉。
最近，曹意强教授的《艺术与历史》一书经修订后，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刊行。此书原取自1995年曹意强的博士论文《艺术史的途径》，2001年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刊行。书中所蕴含的诸多重要观念，对艺术史写作中的难题及危机多有相关思考与回应，可惜未能引起足够的理解与反响。在新文科建设的语境中，重新解读此书所包含的一些基本思想，有助于我们在跨文化到跨语境的状态中，建立艺术史写作的历史与文化想象。因此，笔者聊取数则读书笔记，与大家做个交流。
没有理论，历史照样可以留存
我们知道，在恩斯特·卡西尔看来，和科学、宗教一样，艺术也是人类探索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人类知性“三套马车”之一。《人论》一书，就是对此观念的具体演绎。艺术作品不仅是审美对象，不只是作为我们的趣味与雅玩，其本身即是一种智性之物。艺术与智性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在英国艺术史家迈尔克·波德罗所撰写的《批评的艺术史家》中阐述得更为清楚：“艺术观念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事实。”由此我们可以意识到，在艺术的审美形式中，同时存在着被我们称为艺术性的艺术观念。这些描述深刻触及了艺术史写作所要处理的具体对象与内涵。
“没有理论，历史照样可以留存。”这其实是提醒我们继续思考：在我们放弃先入之见与理论先行的方式来进行历史叙述的时候，历史叙述又该如何得以展开？换言之，历史叙述本身如何能够成为一种观念与思想的方式？或者说，看似没有理论的历史性叙述，如何成为一种真正的知识、一种有洞见的知识？简而言之，历史叙述如何成为一种理论叙述？
在艺术中得以直观洞见的真实观念，在纯粹的历史叙述中也一样可见，而无需像通常意义上的艺术社会学，需要有外在的他者的理论观念来先行导引。于是，在《艺术与历史》一书中，作者有意破除艺术、历史、哲学之间的各类界限，将它们同时描述为“真正的知识”范畴：“真正的知识是关于为什么事物成其为现有样子的知识，不单单是它们是什么的知识。”借助对于哈斯克尔思想的解读，那种抽象的僵化的教条式知识与观点在书里被一再批判性地辨析，“知识”的概念也得到了转化：“思想、抱负、希望、恐惧、爱和恨。”因此，在哈斯克尔看来，“历史的目标不是知识，而是理解，即经由历史理解往昔的思想情感”。
显然，《艺术与历史》进行了一个核心的扳道夫工作，非常智慧地改变了我们惯常以来关于人类知性状态的理解模式，从而将知识的概念重新回置于其本来世界。这种观念，正是在对艺术作品本身的认知中而得以建立。如书中所引历史学家布克哈特的话：“只有通过艺术这一媒介，一个时代最秘密的信仰和观念才能传递给后人，而只有这种传递方式才是最值得信赖的。”同样，以观察与欣赏艺术作品的独特审美方式，来洞察与理解历史，则历史也同样呈现为艺术作品。“历史并非是光与真理。历史是一种探索……它在人类道德世界进化中受到尊重和发展。历史的开端和终结对我们永远是秘密。”正是通过艺术史的写作，历史探究同时成为观念史、智性史或思想史。
在这里，艺术并不只是作为一种对于某种历史现象进行生动说明与解释的材料，艺术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同时，历史本身也就是艺术，需要以“艺术”的方式进行有效解读。这就是养成阅读图像的真正能力，懂得艺术媒介，理解创作意图……这些能力才是历史叙事的基础：“历史与艺术史的合作绝非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是一种内在的实践。”艺术实践出真知，艺术作品中隐含着一个时代最为内在的知性与感性世界，这正是“图像证史”的真正秘意所在。
历史的隐形之链
“历史的隐形之链”，这是一个很早就被曹意强教授提及的重要观念。他从哈斯克尔的历史研究中汲取学术能量，建构出了这个艺术史写作观念：历史学家“不必去尝试什么体系，也不应宣称什么‘历史法则’。相反，他应该把自己限定于观察、叙述和描述。”但重要的是，在历史的这种观察、叙述和描述中，究竟需要隐藏怎样的洞见呢？历史学家如何能够像一个艺术家一样？哈斯克尔曾论述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这部经典之作：“……它们那热烈的情感、深刻的洞察力以及优美的形式和不拘泥于教条，都给我以启发；最重要的是，它们展现出一个作家能够像一个艺术家那样，通过精心安排细心筛选的新细节，摆出最有说服力的论点。”历史写作者与艺术家一样，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推进自己的工作。
但问题在于，在历史学家笔下，细节的碎片获得了新的缝合与连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哲所言“善良的上帝在细节中”才变得意味深长。阿比·瓦尔堡极为服膺此语。这种在细节的碎片中，建立起联系的能力，正是一种历史的想象力。这种历史写作中的想象力，与艺术创作一样，能够在黑暗的物质的历史材料中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联系，一种哈斯克尔所说的“理解”。这种想象力，被曹意强教授生动地描述为寻找/创造出历史的隐形之链。
赫伊津哈在《历史观念之定义》中曾谈到历史复活与想象力的关系：“在我看来，主要的历史才能其实是想象力——不是幻想，而是一种制像的力量，一种重新创造原物，使别人似乎可以看见生活在过去的亿万人的面貌特征，听见他们的声音的力量。这样，米什莱的言词似乎变为现实：历史即复活。”从米什莱到赫伊津哈，他们在历史与艺术之间建立起了一座坚实有力的桥梁。
这其实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观念。它至少意味着，对历史意义的寻找，不是一种历史的客观本质主义，不只是简单的再现，而是一种表达与创造。因为即使可以复现往昔的全部真实，所谓的“历史”仍然不会产生。当代的历史学家与写作者，在面对往昔历史的碎片时，更需要的是建立起意义联系的创造力。所谓“隐形”，不仅是指尚未被发现的那些联系，同时也指那种因为后来的新视点，而被建构与创造出来的联系。譬如，曹意强教授曾经受邀在美国克拉克研究院做学术讲演，他在克拉克的中国之行与康有为的欧洲之行之间建立起了一个有意义的隐形之链。尽管事实上克拉克与康有为只是平行发生的两个事件，两人也从未有过任何现实的交集。但是，他们两人却在曹意强的历史写作思路中聚合在了一起，进而由此完成近代世界上发生的一次文化对话。学术性写作的真正意义也在于此。
历史作为一种模型
因此，历史既是一种叙述，也是一种价值与意义的判断及建立，也是我们对于理解往昔的一种知性模式。进而言之，历史学家着手工作的时候，总是心怀某个“元图像”：“历史，作为一种模型。”
这让人想起维科。在《新科学》一书的扉页，那张神秘的图像其实就隐含了维科对于历史与文化的所有观念。维科自己也将对卷首图像的说明，直接作为本书的序论。
历史，在维科这里，首先也是一个图像、一种模型，是一种被建立起来重新理解世界与探究世界的方式。后来，布克哈特更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开篇即以“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展开。
历史，被建构为一种模型。《艺术与历史》一书曾援引卢卡奇的研究，作出相关讨论。在卢卡奇眼里，李格尔、狄尔泰、德沃夏克是19世纪三位真正重要的历史学家。其中至少有两位是艺术史家。而卢卡奇做此判断的理由在于，这些历史学家关注“历史的本质”，善于在历史研究中探索他所谓的“结构形式”。显然，使用“模型”概念来描述历史研究，比“结构形式”更能标示出对于历史的理解与探索。
因此，艺术史的写作，根本意义上是把历史建构为一种模型，是一次“艺术”的创作行为。我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曹意强教授显然很同意麦考利的名言：“历史始于小说，终于论文。”艺术史既是理论性的论文写作，也是历史学家的一个创作。
结语
我当然不想让这篇读书札记终结于“论文”模式。在《艺术与历史》一书中，充满着关于艺术史写作的各种洞见，譬如有关趣味与时尚、赞助人等角度的讨论，关于艺术社会史研究与艺术社会学研究之间的辨析，以及诸如图像证史、包罗万象史等观念的辨析等等，都引人入胜，吸引着我们与作者进行不同维度的阅读与对话。在此书的“结语”部分，作者仍在不断逼问读者“历史”是如何产生的：“什么是历史呢？历史是观念，是历史学家所为之物。而历史的观念是历史学家寻求历史联系的结晶，其本质是受到其所赋予的价值而定的。”稍加回溯，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探究历史问题的艺术史家，必定同时也是一个观念模型的“制作者”。以艺术史家欧文·潘诺夫斯基的研究为例，他在叙述艺术历史的同时，也建构起了关于透视、比例等观念模型，成为“世界观”，而这些术语原来只是更多地属于技术层面。
正因如此，虽然艺术史写作所涉及的历史事实都必须受时间与空间的严格限制，但曹意强教授指出，正是这种限定，不但赋予历史以无限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而且也给予了我们重构历史真实的可能性与创造性。在艺术史研究中，我们也为超越这些限定而创造出有活力的观念、创造出各种历史的模型。正是在这里，艺术史的写作成了一门技艺，艺术史写作本身成为一种艺术。今天，我们关于新文科的讨论，思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新的交叉学科，既要有总体的规划与构思，更要善于从过去传统与当下现实中获取新文科建设的具体经验。艺术史因其自身所具有的从跨文化到跨语境的历史文化想象，必将为新文科的建设带来启发与潜能。这一切，正如维科曾在《新科学》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所以我们必须和语言学家们一道回到杜卡良和庇娜的石头，回到安菲翁的岩石，回到从卡德茂斯的犁沟里生长出来的那些人，或是回到维吉尔的硬橡木去找这种开始……”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