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远的话，深刻地表达了中国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蕴。通过这些语言，对照画史中千百幅具有同一性和差别性的作品进行考察和比较，将会得到怎样的启示？
“比较”，是当代研究问题常用的研究方法。历史是信息的储存、整理、搜索、回忆、提取的一个具有相互关联的联想系统。在整理社会人生和绘画关系的数据当中，所有论说和总结性的语言，都包含着许多经实践而获得成果的实例。
因此，在比较中要作正确判断，这当中须注意两点;第一，在评价一个画家或一个画派的成就时，必须把有关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思想、道德、观念和社会群体的生活状况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时代的整体概念作为基础，在综合研究中，找出其共性和个性特色；第二，在静态历史所显示的动态活动中，寻找有关画论的提出和有关作品出现的背后原因以及对时代发展的作用。一般来说，历史是不可重复的，但从绘画角度来说，重复性是常有的事，南北朝时期谢赫提出的“六法“，其最后一法“传摸移写”，就是重复。作为技法训练的过程，重复是必要的，若以重复代替创作，如清朝，画界中以模仿某家某派为能事，就大错特错了。
绘画作为一种群体性的文化自由活动，在时间长，环境复杂、变化的过程中，彼此交往，互为影响，差别中不可避免地有其普遍认同的一面，由此可能成为一个时代的“范型”。作为一个画家，接受前人和周边环境的影响，提高技艺，是绝对需要的。但不能用照搬的方式来掩盖创造力的缺乏。创作本身，是一个实践性的探索过程，其中随机性和偶发性极大。由于所处时空不同，所见所感有异，当因某些情景使人激动，在展纸落墨中，往往不拘一格，信手挥毫，甚至歪打正着，结构出了好的作品。这是正常现象。作画不可重复性的信念，要作为一种理性和原则，坚持不懈，才能成为一个绘画艺术的真正创作者。
作为人类开拓者的一员，严肃地担当起历史的重任，不能不接受各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来自四个方向：一，由时间构成的历史关系和社会潮流；二，在空间状态中表现对象有关新因素的界定、评点、论述和具体绘画作品的统一与距离；三，工具系统的变化，废弃、增多与其统筹关系等等许多方面。
过去，历史上一批批富有想象力的画作者，广泛吸取文论、诗词、书法及音乐等诸方面的成就和启发，接过画工和前人手中的经验和技法，创造了不同的审美形式，把各种情理纳入作品之中。由于是在文化总体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虽然时间跨度性大，差异性明显。其共同特征，则具有相似性的影响。而作品的价值，依赖于主体思想的表达、形神的展示、修养的全面、基础的深厚、概括的精确、表现对象与社会需求成正比，以及时代风貌的突出，这一切，将受到总体文化系统的裁定。当然，其中也可能参入了某种政治权威、文化权威的影响。但最终是要以在文化中确立的地位和对后代影响力的大小来作定论的。这一点，历史已作了证明。
绘画的历史特征和行为，发生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框架中。社会结构处于稳定或动乱时，画作的差异表达出了画家个人思想情绪和精神的不同。中国历史久远，文化深厚，尽管社会变动，甚至国破家亡，而民族意识、传统的人文精神依然发挥着伟大作用，保持了中国绘画一贯的传统特色。所以中国画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千百年来画家们努力创造的结果。据初步统计，从古到今名见经传的画家有1200余名，其中有重大历史影响的大家，也达百余人之多，画作无数，论著达138卷（篇）。这些人中，从皇帝到士大夫、政府官员、和尚道士到平民百姓，大多是在业余活动中创造出来的。这在世界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中国画坛的一大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