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逵(327-396)，字安道，谯郡铚县(今安徽省宿县)人，官宦世家，随父戴绥居京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年少博学善文，工书画，且乐巧思，有灵性。相传十来岁时，以蛋清拌瓦灰为泥，制成小碑，自刻碑文，戏称“郑玄碑”，见者惊叹。
常独坐长江岸边，静观渔舟穿梭，尝作《渔翁图》，长史王蒙观后叹道：“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耳！”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范宣，博综群书，尤精三礼，善画，隐而不仕，声望齐鲁。逵闻风宗仰，上门拜师，从学有年，宣爱其才，以兄女妻之。回京后，矢志不仕，游艺画绘、雕塑、音乐。戴逵在瓦棺寺作“五世佛像”、顾恺之维摩诘壁画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贡品白玉如来，世称“三绝”，戴逵因此名声鹊起。
戴逵后来到剡州，频频与高僧名士结交，访谢安，为其操琴。赴石城，听支遁讲经。王羲之邀他和许询住金庭，故有许家坂、戴公山。王子猷雪夜访戴成为美谈。和王元琳谒石城支遁墓，共游嶀嵊，醉饮露立亭，王元琳造别业于嶀浦孤山之南，即今姚岙附近，名曰：“神明境”。谢玄在剡溪口经建始宁庄园，与逵交往甚深，奏请绝其诏命，以全其志。嵊州逵溪、戴村，新昌雪溪皆为其游踪所至。
在剡生二子，长子勃。太元六年(381)生次子颙，年已54岁。颙承父业，世称“二戴”。《剡录》以戴逵为剡中第一乡贤，工艺界尊为“雕圣”，与书圣王羲之合称嵊州“两圣”。
▲周文靖 雪夜访戴图
东晋中兴时期，江南佛教以京都建康(今南京市)和剡县为两大中心。东晋后期，释慧远上庐山，遂成三足鼎立。这一时期，随着佛儒道三教合流，佛教民族化、人性化、民间化的趋向已十分明显。
佛学的民族化、人性化，同时带动了佛像的民族化和人性化，在这方面，戴逵父子则是开创者和引路人。《宋书。戴颙传》曰：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颙亦参也。
戴逵为山阴(今绍兴市)灵宝寺塑了一座丈六无量寿佛和两座木雕大菩萨，人人见了都夸他，自己则心不如愿。开光后，他就躲到佛殿帷帐后面，不让人发现，偷听别人的议论。果然听到不少批评，他一一记录下来。如此者经历三年，再进行修整，才满意。
▲南朝佛教造像
佛教传入后的一二百年中，画像和塑像或西国化，或虚幻化，工艺比较粗糙。戴逵进行大胆革新，以汉人的面貌形体为模特，进行去西方化和去仙气化的处理，开创了佛像民族化、人性化的进程。
起初，有人看了不甚习惯，不太理解，《世说新语·巧艺》曰：
戴安道中年画行像甚精妙，庚道季看之，语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俗未尽。”戴云：“唯务光当免卿此语耳！”
丹阳尹庾和字道季，有才学，他批评戴逵画佛像太像人，不能摆脱人间的世俗，缺少佛的“神”韵。戴逵坚持革新不动摇，批评他像务光那样，离开人世八百年后回到人间，已经不知道现在的世事变化了。这虽是一则文学小品，却反映了戴逵开启佛像人性化变革的事实。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曰：
“今之仪相，始自晋戴逵，刻制梵像，欲人生敬，时颇有损益也。”
《全齐文》载谢赫《古画品》，称赞戴逵曰：“情韵连绵，风趣巧技。善图贤圣，百工所范。荀、卫以后，实为领褒。及乎子颙，能继其美。”
把他推举到画史上一个很高的地位。
宋米芾《画史》曰：
汉时佛像，形制古朴，后晋明帝、卫协未尽其妙，逮及戴氏父子，皆擅丹青，又崇释氏，范赋彩动有楷模云。
米芾崇拜戴逵，称赞他开创了佛像雕塑的妆銮之术。他家中收藏有戴逵画的观音像，《画史》记曰：
戴逵观音在余家，天男相，无髭，皆贴金。家山乃逵故宅，其女舍宅为寺，寺僧传得其相，天男端静。举世所睹观音作天女相，皆不及也。
文中告诉我们戴逵还有一女。米芾定居的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有戴逵故宅，供奉天男观音，为米芾所收藏。其女舍宅为寺。戴氏父子居剡县，观音像流传浙东，信者众多，与普陀山成为观音道场或许有关。这一问题，值得重视。
夹纻妆銮工艺的发明家
戴逵既聪颖，又善巧思，养成了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加之画绘技术高超，平面图画为立体雕塑奠定了基础，因此在佛像民族化、人性化的道路上开创一代新风，成为我国雕塑业的一个里程碑。尤其是，他将传统的胚模制作技术，运用于雕塑中，创造了佛像制作的夹纻新工艺；又将传统的藻绘运用于佛像的裱彩，开创了佛像妆銮术，是我国佛像夹纻妆銮工艺的发明家。据唐释道宣《法苑珠林》载：
自泥垣以来，久逾千祀，西方像制，流式中夏。虽依经溶铸，各务仿佛，名士奇匠，竟心展力，而精分密数，未有殊绝。晋世有谯国戴逵字安道者，……机思通瞻，巧凝造化，所以影响法相，咫尺应身，……准尺度于毫芒，审光色于浓淡，其和墨、点彩、刻形、镂法，虽周人尽策之微，宋人象楮之妙，不能逾也。
▲隋代干漆夹苎佛像，现存自古老的夹苎佛像
夹纻的制作方法可分二类：一是先用泥塑制胎，后用生漆、棉泥、瓦灰制成胶合剂，涂在麻布上，粘贴在泥胚外面，干一层粘一层，直至外壳坚实干固，然后把泥胎取空，磨光彩画成像，称为夹纻像，或曰脱空像。二是用来弥补石雕的瘦身，对其不足之处用夹纻术进行填充增肥，或进行全身包装。
妆銮就是给佛像着色彩绘，是从传统的藻绘工艺演变而来。给佛像藻绘，起了一个“妆銮”的新名字，或许是为了表示对佛的敬重。唐李绰《尚书故实》载：“佛像本自西域来，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绘雕刻，自戴颙始也。”这里所说的“藻绘”，是妆銮的意思，其实始于戴逵，《高僧传》、《法苑珠林》、《佛祖统记》都有说法，戴颙则继承父业，开拓盛世。
夹纻工艺改变了佛像雕塑的制作方法和分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益。夹纻像轻盈易运，无须到寺庙中固定制作，可以在异地成像，然后搬行到所请的寺庙中去。这就为工场化和趸售创造了条件。同时佛像制作的原材料越来越多，如麻布、生漆、瓦灰、棉泥、磨光工具、颜料、泥胎等，促进了市场的销售。
随之而来的是制作工序的分工，由一二人制作，变为各个工序的分工合作，成为工场化的集体生产，适应民间迅速兴起的寺院需求。以当时剡县为例，据《剡录》载，西晋时，只有一座寺院，东晋时，戴逵入剡后，新建了5座，至晋末刘宋元嘉间，戴颙在世时，一下子新建了16座，仅元嘉二年(425)就有6座。
夹纻妆銮工艺把佛像雕塑推向了一个新时代，在全国流行。据传，镇江招隐寺的五尊夹纻佛像是戴逵制作的。南朝宋山东灵严寺的毗虑遮那大佛夹纻像和戴颙是同时代的。唐玄宗时洪州信果观三官殿功德塑像也是夹纻像。
日本一级国宝鉴真大和尚夹纻像，是鉴真圆寂后，由其徒弟托思按其原相制作的，1994年4月行回祖国瞻仰，当时的报章上曾称赞戴逵是这一工艺的创造者。可以想见，戴氏父子和其徒子徒孙制作夹纻妆銮佛像一定很多，流传很广，但因时代久远，遗存的已见不到了，惟建造于梁朝的剡县石城大佛，还保留着他俩的工艺风貌，可供后人去研究和探索。
剡县石城大佛二戴工艺的标本
剡县石城石窟弥勒大佛，在今新昌县城西南郭南明山，剡人僧维始凿于齐永明四年(486)，“削成青壁，疏凿有年，仅成面璞”。后僧淑继之，直至齐末。梁天监十五年(516)，僧祐告竣。历时30年，谓之“三生胜迹”。石城在二戴所居剡山南仅20公里，其始凿时，离戴逵去世90年，戴颙去世45年，相去不远，且由剡人始凿，头像汉人化，视感咫尺应身，兼有夹纻妆銮术，可明显感知二戴工艺的存在。
▲石城大佛现在叫新昌大佛
石城大佛从头至足的各个部位比例，继承了二戴“咫尺应身”的视觉技巧。东晋义熙十四年(418)，瓦官寺丈六铜像“既成，恨面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错减臂胛，瘦患即除。”据南朝梁刘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记，僧护善“天诱其衷，神启其虑，心画目准，愿造弥勒，敬拟千尺，故坐形十丈。”僧祐则“高张图范，冠彩虹霓……方精成像躯，妙量尺度。”
《高僧传》又曰：“祐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寺，摄山大佛，剡县石佛等并请祐经始，准画仪则。”僧祐雕凿时，还高挂画像，作为设计图纸。由于佛像高大，瞻仰头部视距远，手足则近，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故须调整比例，使之相宜。
据2001年《大佛寺志》记载，1984年，用经纬仪对大佛进行了精确测量，佛座高1.91米，佛身高13.74米，按人体正常比例，头高应为3.5米左右，而佛像头高达4.87米，放大了三分之一。五官则放大得更多，视觉匀称得体，故而“说法笑视，似不违于咫尺。”
石像完工后，那植于胸前的卍字，化了两天两夜时间才“隆起”，可认为是使用了夹纻技术。像身磨光后，即用丹砂、白鋈等色彩进行妆銮，至天监十五年(515)三月十五日“妆画云毕”，佛像告竣开光。刘勰似乎亲眼目睹了大佛成像后期夹纻妆銮的整个过程，才能写得如此细致入微。
后来的事实证明，大佛石胎外层的局部体态，确实使用了夹纻工艺，而且面积相当大。这是夹纻应用于补缺石刻佛像外表的首次发现，也是研究石城大佛制作工艺的一个新发现。
据《大佛寺志》载，由于年深月久，加之石城隧道挖掘的震动，大佛外层发生裂隙和脱落，遂于1990年6月开工大修，将石胎外表的附加物进行彻底清理，使石胎原貌完全裸露。结果发现，从石胎的面颊、颈下、胸腹两侧等处，用木片、麻布、棉泥、生漆等原料，制作夹纻层，其厚度5-20厘米不等。木框架钻孔锲入石胎固定，架外敷棉泥，外裹一层一层的生漆麻布，然后磨光精雕，妆銮裱金。
清理外层时，进行了精确的摄影、测绘，详细记录原始状貌，以供学者研究。然后，又按原样精细施工，保留其原始夹纻工艺的基本状况。于1991年8月完工，10月19日开光。这次修复，用去麻布100匹，生漆500公斤，黄金泊片42万张，贴金面积达84平方米，耗资百万余元，较完整地保留了石雕和夹纻妆銮的原貌，为研究戴逵父子的佛雕工艺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标本。
分享自：尚敷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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