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报记者 刘莎莎
2016年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大热，将一个冷门的职业“文物修复师”推至聚光灯下。受这部纪录片感召，这些年故宫大门被挤爆，无数年轻人希望成为一名酷炫的文物修复师。其实，修文物不一定在故宫，在深圳一样可以。深圳博物馆文物保护部自设立以来，目前已发展成为岭南地区处于领先地位的文物保护专业机构。2007年，卢燕玲从甘肃省博物馆调至深圳博物馆，一手挑起深博文物保护实验室的建设工作，如今，深博文物保护部不仅全面统筹深博馆藏文物、外展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还承担着深圳全市乃至华南地区的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未来，深博文保工作还将更上一层楼。
2008年深博文保站上新起点
2007年初，卢燕玲从甘肃省博物馆调至深圳博物馆工作，负责筹建深博文物保护实验室。“2008年深博新馆开馆在即，亟需设立专门的文物保护部门。当时这边还没有专门的文保机构，也没有实验室，仅有的1名文物修复人员已从保管部退休。”卢燕玲回忆说，“我调过来，首要的任务就是筹建文物保护实验室。一切宛如一张白纸，首先是场地，当时新馆已经处于准备开馆阶段，之前并没有规划专门的文物保护实验室，所以只能先争取到几间办公室作为场地。经费方面，博物馆从新馆建设专业设备采购经费中安排了900多万元，购置了一批文物分析检测和保护修复设备。就这样，我们在广东地区文博系统率先建立起了文物科技分析检测和保护修复综合实验室，2009年正式设立文物保护部。”
“文物修复”与“文物保护”两者涵义并不相同。在卢燕玲看来，最理想的保护是“防”而非“治”（即修复）。“有人管我们叫文物医生。一方面，是给文物‘诊病’‘治病’，把它们保护修复好；另一方面，是‘防病’，把文物长久、妥善地保存下去。防病是一种理想的保护。所谓防病，就是给文物创造一个良好的保存环境，让它一直处在一个稳定的、洁净的、适宜的环境当中，从而延长文物的寿命。”卢燕玲说，“此外，文物保护工作还包括文物检测分析研究。通过科学仪器、科技手段提取文物中隐藏的信息，发掘文物中蕴含的价值，通过传播和传承，给人们带来艺术的享受、科技的启迪，以及历史文化的感悟。”
目前，深博文物保护部科研团队已经建立。“2007年我来的时候就我1个人，2008年引进了两个硕士，一个分析化学专业和一个科技考古专业的，后来逐步增加到9个人。”卢燕玲说。据悉，在人员配备上，目前深圳博物馆文物保护部与广东省博物馆文保科技中心旗鼓相当。在仪器设备上，亦不相上下。两者共同为华南地区的文物保护工作贡献力量。“目前，我们分别在深博历史民俗馆（新馆）、古代艺术馆（老馆）有300平方米和400平方米的空间。我们的目标是立足本馆，服务全市，面向全省开展工作，希望未来能成为覆盖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卢燕玲说。
“先发优势”“外溢效应”明显
2008年，深博文物保护部一边建设一边开展工作。在建设实验室平台、引进和培养文物保护专业技术人才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文物本体保护修复、预防性保护以及文物分析检测研究等相关工作。“刚开始启动修复工作时以馆藏文物为主。后来，逐渐承担了惠州、广州、河源等地，以及深圳市南山博物馆等委托的大批保护修复任务。尤其是2015年以来，根据《深圳市文体旅游局、河源市文广新局对口帮扶框架协议》，开展的河源市博物馆的文物修复项目、人员培训等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卢燕玲说。
深博的文物保护在广东省内起步较早，具有先发优势，外溢效应明显。在帮助河源修复的文物中，让卢燕玲记忆最深的是明代素三彩陶罐。“明代素三彩陶罐是河源市博物馆的特色文物，它是绿色釉，属于低温釉色，跟深博馆藏陶瓷器不太一样。大部分有残缺，剥釉，需要补配。”
一场人与时间之间的博弈
如今，现代化的文保设备、科技化的文保手段运用到了深圳博物馆文物收藏、展览、展示的方方面面。“我们一开始就着手建立了环境监测系统，展厅、库房、实验室……只要有文物的地方就有监测终端。目前，我们的展厅，特别是专题展厅，展柜里都安装了净化恒湿一体机，调控微环境。文物库房里也配置了恒温恒湿柜等，小到一个囊匣都有保护。”卢燕玲说。
这些年在实施各类文保项目的过程中，深博文物保护部还邀请了国家文物局的专家来到深博，通过讲课、培训等方式，培养深博各个岗位工作人员的现代文保意识。每年大大小小的展览，文物保护部也会深度参与，提前制定文保方案并跟踪实施。
她表示：“文物保护是一场人与时间的博弈。吾生有涯，文物保护工作亦然。文保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在充分提取文物信息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祛病延年措施，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的原存部分和历史信息，将其完整地留存给后人。”
